拜登政府对中国有三个“变”与“不变”，应对气候变化可作为推动合作的重要抓手

“当地时间4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就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讲话。拜登将中国称为“重要竞争对手”，声言将应对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同时提出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开展合作。

如何理解这种“挑战”与“合作”并存的局面？

近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举办的第九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中美两国经济学家认为，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政策决策表面上会显得理性一些，可预期性会好一些，中美短期内出现剧烈且全面脱钩的风险显著降低。但是，拜登政府可能会谋求所谓“有管理的脱钩”，即通过更加系统化、基于规则、联合多边的方式遏制中国发展。

不过，两国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碳排放等全球公共议题为双方提供了恢复交流、改善互信的基础，并建议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动中美合作的重要抓手。

这也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回应所称，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中美能够合作必须合作的领域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广了。”

本文基于第九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成果写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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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无序脱钩风险在下降

随着拜登政府的就任，中美关系将迎来阶段性缓和。在最初上任的半年到一年里，拜登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如何应对美国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中美关系将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暂时缓和期，为中国应对拜登政府遏华战略提供了关键窗口期。

碳排放等全球公共议题为双方提供了恢复交流、改善互信的基础，无序脱钩的风险在下降。气候问题是拜登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也向世界做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中美之间必须联手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这为双方提供了恢复交流改善互信的基础。拜登政府上台代表了美国建制派和全球主义者重掌政权，关税和贸易争端的解决也可能出现新的灵活性。

但在根本上，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分歧难以改变，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领域对抗可能延续，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竞争进一步加剧。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分歧不会因为拜登政府上台而有所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对抗还会加剧。

技术问题关乎国家安全，中美在核心技术研发、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分歧不会消失。同时，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可能会加剧，双方对抗会更加复杂化、多边化，甚至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变”与“不变”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政策决策表面上会显得理性一些，可预期性会好一些，中美短期内出现剧烈且全面脱钩的风险显著降低。但是，拜登政府可能会谋求“有管理的脱钩”，即通过更加系统化、基于规则、联合多边的方式遏制中国发展。

拜登政府不大可能会在以下三方面做出改变：

（1）拜登政府不会轻易考虑取消已经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以及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同时短期内也不会考虑回到CPTPP。（2）拜登政府会继续在高科技领域限制中国的发展，包括对人员交流的限制和科学研究的共享。（3）拜登政府依然会要求中国全面执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拜登政府可能会在以下三方面做出改变。

（1）围绕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政府比较看重中国在协议中承诺的购买金额，而拜登政府可能会更加强调协议中中国关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承诺，如国企改革、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等。（2）拜登政府可能会更强调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存在的差异。同时，拜登政府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理性一些，改变过去四年美国政府的沟通风格，公开层面直接对中国恶语相加的情况或许会有所减少。（3）拜登政府大概率会联合其盟国，通过签署将中国排除的共同协议等方式，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努力形成

“冲突可管理对抗不失控”的局面

我们不能对中美关系回到过去抱有幻想，但可以主动释放善意，逐步改善和积累互信，建立新的全方位的双边沟通和对话渠道，形成可验证、可核实、可信赖的双边纷争解决机制，全力避免战略误判，积极扩大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双边分歧，慎重处理潜在冲突。争取在长期内实现中美关系脱钩与挂钩并行，合作和对抗交织，坦诚对话，务实交流，形成“冲突可管理，对抗不失控”的局面。

第一，主动释放善意，改善和积累双方互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已经释放出希望“暂停中美目前针锋相对行为”的积极信号，中国应及时做出肯定的回应。

（1）双方在涉及非核心利益问题上应适当减少“打嘴仗”，为中美双边关系的缓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在技术性比较强、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上，中国应主动推进中美双边合作，如推动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联合审计、绿色金融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对接、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制度设计等。

（3）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动中美合作的重要抓手，在降低碳排放、绿色金融国际标准等方面可考虑主动与美方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沟通交流，并在适当情形下展开项目合作。

第二，建立新的全方位的双边沟通和对话渠道，形成可验证、可核实、可信赖的双边纷争解决机制，全力避免战略误判。

推动两国在领导人层面建立直接沟通机制，增强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在工作层级，中美双方应尽快建立制度化、常态化、问题导向型的沟通对话机制，重点围绕具体问题开展有效、务实的交流合作。鼓励中美智库间的沟通交流，发挥智库层面“二轨对话”的积极作用。

第三，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变压力为动力，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

中美在经济金融领域进一步融合的空间仍然巨大，经贸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中国可以在新能源领域、金融服务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联系，鼓励美资企业来华投资，扩大双方利益交集面。

正如过去两年中国在金融和产业领域积极扩大开放所展示的那样，通过变压力为动力，主动作为，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补贴、国有企业、负面清单等领域积极回应国际关切，既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成长，也有助于团结美国的商人团体，还有助于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可和支持，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四，积极加入CPTPP，全面推进对外开放，通过对接高标准协议展示中国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可信度。

CPTPP涉及到的国内改革中有许多跟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提及的改革领域相重合。这些改革大多是中国既定的改革计划，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如国有企业改革、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负面清单等。

加入CPTPP意味着中国敢于接受现有11个协议国的监督，这有助于展示中国推动改革决心。进一步降低现有的关税和贸易壁垒，降低国内大部分行业准入门槛。提高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便利度，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开展业务，加强中国同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

此次PIIE主要参会嘉宾包括：

责编: 瑟瑟 |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